荣毅仁的离去，是又一个世纪传奇的落幕（本报曾以《荣毅仁传奇》为题对这位老人的人生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历史内涵作了深入的报道）。

　　有众多的命运，只属于这样的时代，和这样的中国。

　　宋任穷的离去为开国元老的时代划上了一个句号。一代代中国人曾在他们的传奇故事中长大，而故事的主人公，自此全部成为高悬头顶的群星。

　　芮杏文走得平静。

　　1942年参加革命，后来干过化工、国防、机械、计委、城建环保，从上海市委书记，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———这是又一个见证了中国之路、同时为之作注的老人。

　　他曾经拿着自己画的市场经济发展思路示意图，主动找到中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钟朋荣讨论。这个年轻人发表在《经济日报》上的文章，布满了芮杏文用“红笔画的道道”。他在摸索市场经济的历程中，充满了孩童一样的好奇。

　　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思考着“新欧亚大陆桥”的开发建设、环渤海经济带的发展、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定位。当这一切开始接近现实时，他已是一位垂钓江边的老人，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，是站在河边望着悠远的水面……

　　亲历那个时代的人，正一个一个地逝去。他们沉默的晚年里，无言往往也成为最终的力量。离世，是他们发出的最后声响，它以最为严肃的方式再一次提醒人们：中国走过的伟大变革，及其背后的艰难。

　　2005年4月21日，张春桥病亡。

　　这个政治人物的代价，是二十年的孤寂落寞。他在后人记忆中的第一印象，永远是一座历史审判台。

　　两岸离人

　　在人生的休止符中，还有汪道涵和辜振甫。两位老友相隔海峡，却在一年中携手西去。

　　年初，辜振甫先行一步，汪道涵在住院期间，还不忘推荐记者去读辜振甫的评传。年末，他紧随老友而去。离世之时，正是辜振甫的农历周年忌辰。

　　1993年4月，特别的时刻、特别的机缘，两个人胜过万千军旅。于是，历史性的场合，最终以两人的姓氏来命名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：这成为一种习惯。第二次“汪辜会谈”是五年后的白玉兰厅，清唱京剧唱段，回应七言古体诗，家庭式茶叙，却无处不有机锋，无处不藏巧意。

　　曾任台湾“陆委会”主委的“立委”苏起说：当时两人携手创造两岸交流的局面，现在想来难能可贵。只可惜辜汪二人壮志未酬。

　　他们的离去，宣示台海关系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
　　所幸另一个时代已经开启。

　　就在送别辜振甫的这一年，汪道涵亲眼见到了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大陆之行，他本人更是抱病相见。

　　汪老的辞世，引发岛内强烈反响，蓝绿两营均表示哀悼，海协会、海基会强烈追怀“汪辜会谈”的协商精神，在岛内政治的微妙关头，汪老离世，成为台海关系新时代的重要变机。

　　他宛若一台历史大戏的幕后剧作者，最后，将自己的结局也写作了戏码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他曾经写下的，远远超乎中国大众对这个名字的印象。

　　今天，我们仍然在猜测：台海两岸党际互访，两位主席次第而来，是否有他老人家的运筹智慧在其中？

　　日月更替，老人依然平静地沉浸在他的书卷中。窗外世事纷扰，他却心静如青灯古佛，溘然睡去。

　　文人镜鉴

　　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，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。”

　　费孝通的离去，或许也像这天地间的沙鸥，一掠而过？

　　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风潮中，这位学者，却始终紧贴土地———生养他的吴县下弦弓村，29岁时，他的博士论文《江村经济》以此为蓝本，成为社会科学界的必读读本。

　　经历了抗战、内战，47岁的他再访江村，为合作化带给农村的变化而欣慰；1981年，71岁的老人经历了20年的右派生涯后，还是回到江村，他举起老迈的臂膀，为刚刚勃发生机的乡镇企业大声叫好。

　　庙堂悲欢转眼过，老人或许从来不懂政治，但他说：“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，是有用的知识，学术可以做装饰品，也可以做食粮的。”

　　大山既倒，归于大地。这个老者的头上，戴着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人类学界的最高奖──赫胥黎奖的光环，他的《江村经济》是其母校———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，即便这样，他的脚步还是紧贴着中国的土地。

　　今天，在吴江市的小镇汽车站，还高悬着费老题写的站名。这个学者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：他的离世，不但令学界悲怆哀思，也让普通农民，从千里之外托人将电话打到北京。

　　正因为这样，他是“真正的知识分子”。

　　启功的离去，是一幅金石丹青缓缓收卷。

　　身负“诗、书、画”三绝之名，带着末世皇族的血统，一生沉浸在古代书画、诗词中，却历尽了现世的风雨浮沉。半世沧桑中，旧式家庭包办的老妻时时支撑在旁，默默将他的字画包装掩埋，默默为他望风，他绝望之时心生去意，老妻以修鞋盲人相劝：他眼瞎了、腿锯掉了、妻女丧生于车祸，不也活下来了吗？

　　到了晚年，多年练就的孩童般真纯，如同金石光泽。

　　在家养病时，他有一个谢客字条贴在门上：“熊猫病了。”

　　2005年，他93岁，终于赴会亡妻。如一悼念文章所言：“我辈不用余悲，先生亦当大笑。”

　　其心眷眷，其情戚戚。这是生命动人的真正秘密。

　　同样让我们感喟的还有巴金，这位老人的晚年，伴着妻子萧珊的骨灰度过。沉郁的岁月里，萧珊每天将他推上公共汽车。酷烈的岁月，早早夺去了这位善良女子的生命。

　　是她们，成就了她们的丈夫。今天我们告别这些长者，更是领略人生与真情的教益。

　　巴金的离世宛若一场仪式。

　　当一个人被冠以“20世纪的良心”之誉，便可以知道：他生命的意义，关乎无数人。

　　连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都说：“很久没见过这么显赫的死了。”这只能说明：我们还无比珍视那些可以让我们对镜自照的人。

　　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说：“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，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。”

　　玫瑰红色纸折成的千纸鹤上用铅笔写着：“巴金爷爷你走好安息吧。我一定要向您学习，不说假话，要说真话，好好学习。”

　　这，或许已经实现了老人的最大的愿望：“化作泥土，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。”

　　人间烟火

　　这一年的离人中，还有傅彪和高秀敏———人们似曾相识的邻家男人和街坊胖嫂。

　　一个远谈不上潇洒的男人，在银幕上蓬乱着头发，以跨栏背心示人。一个早已中年发福的女人，话音脆响动作憨实，操持着鱼塘、水田和自家男人的言行。

　　一地鸡毛蒜皮，满目狼狈和无奈。而他的胖脸总是笑着，她的脚下总是一步紧赶一步。

　　在人们认识他以前，傅彪已经演了十几年戏。为了获得角色，他为剧组联系贴片广告、卖汽水、送盒饭。他对同行和气、对导演和气、对记者和气，数百名记者联名写悼念信，称他是“当今惟一一位让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齐声说好的艺术家”。

　　2000年他终于演上了主角，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“北影厂彪哥”，在所有人眼中，他的演艺之途眼看就要风生水起，却又绝尘而去。

　　在人们认识她以前，高秀敏早已是地方舞台上的老演员。从二人转、小品，到电视剧，她一步步走得细碎，却也走得坚实。

　　他们，让数不清的人为这人间烟火而深深共鸣。

　　他们，都在生命走到终点的前夜，仍满怀着对多年打拼终获回报的深深期待和遗憾。

　　生命原本就不是瓜熟蒂落名至实归的大团圆，但努力、执著、勤奋，谁说这些不是平民成功的力量？

　　还有陈逸飞———一个早已习惯辉煌的人，辉煌却在瞬间断裂。

　　他的儿子陈凛曾经说：“我们要把公司发展成一个生活形态公司，‘逸飞’将是生活质量、生活品位的代名词。”而陈逸飞本人在这样的年纪时，还在专心致志地画着毛主席的油画。

　　他对变化的适应速度令人咋舌。除了油画，电影、时装、杂志、视觉他都感兴趣，因为“都是美的”。他自称喜欢这种前进中的状态。他说：“开步走”这三个字———就是先把脚拎起来，一脚踩出去，退不回来了。连医生都说他“太拼命”，他甚至在洗脚时都不休息……

　　他留给人间的，除了街头巷尾的时尚、卖价不菲的画作，更有前后两任妻子的财产争议，和众多演绎过浪漫故事的异性。

　　正当世人为其英年早逝而唏嘘，陈逸飞5岁的幼子在葬礼上发问：“妈妈，爸爸死后是不是变成菊花？”

　　离人逝去，是给生者一个回首自顾的机缘。面对就此终止的行迹，我们默默致意，感谢他们用生命，昭示或警醒我们今后的征程。

　　岁末寒冬，或许我们可以重温巴金曾经的写作生活，让真诚照亮雪夜中的前路：

　　“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‘窝’，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，随身带一些稿纸。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，我写《憩园》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，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，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，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，便坐下写起来。”

　　“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《憩园》的末尾，电灯不亮，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，可是文思未尽，烛油却流光了，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，让我继续写下去。”

　　逝者，如斯；生者，保重。